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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的发展主题是实现高质量添加时间:2021-09-14 16:30
  

  2021年1月11日,习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这一论断明确了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我们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重要遵循。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国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机遇与新挑战。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同寻常的发展阶段。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历时百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以及经历40多年的改革开放,累积起了雄厚综合国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经过努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2020年,我国经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消费逐步回暖,投资增速稳步回升,进出口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再创新高,贸易顺差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0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已经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任务、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恢复与持续发展的基础尚不牢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一些地方的工业发展还在依靠拼资本、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缺乏,高技术高效益的高质量发展步伐缓慢;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的位置还处于中低端,高端产业供给短板明显,关键核心技术面临的“卡脖子”问题非常突出,产业链安全问题凸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严重,城乡、东西部地区尤其是南北部地区差距愈来愈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还不充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存在,国有企业杠杆率偏高等等。可以说,当前我国发展既具备过去难以想象的良好发展条件,也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环境最为严峻复杂、安全风险最多最大的困难和挑战。

  新发展阶段必须把实现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当前,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鲜明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发展的主题决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习总书记在建议稿的说明中特别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这是根据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明确了方向、划定了重点。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十三五”期间,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经济克难前行,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尤其是通过近年来在科技领域的不懈努力与发展,我国已经在许多技术环节积累了领先优势,比如5G、互联网应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北斗导航,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十四五”时期要推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实现高质量发展,仅靠劳动力、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驱动难以实现。当今的时代是信息、人工智能、数字化的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获取新的增长动能,需要进行结构性体制机制改革和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真正提高效率和激发创新力。要着力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维护产业链稳定性,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局面让我们看到了突发事件对产业链造成的冲击,以及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因此,高质量发展将成为“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主题,这是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现实要求,更是关乎我国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

  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具有历史与现实必然性。一方面,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国内需市场开始蓬勃发展,内需替代外需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市场拓展空间有限,单纯依靠外需带来的GDP拉动作用稳定性较低,净出口对GDP贡献率在过去10年中有6年均为负值。与此同时,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作用稳步提升,因而转型为内需主导的经济体,有利于我国经济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抵御外部环境的冲击,充分挖掘内需的潜力、发挥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这一显著优势,已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参与全球的分工与经济大循环,经过持续产业升级而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全球总体上形成了欧美作为研发中心、金融中心、消费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作为制造中心,其他一些资源大国作为资源品输出中心的全球经济南北循环模式。随着欧美国家经济政治问题的不断显现和我国向中高端制造业的逐步迈进,西方国家要求制造业本地化的战略诉求愈发强烈。传统南北循环模式的不确定性大大提高,需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开辟东西流向的新型国际循环,与传统南北国际循环互补。为此,我国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地区开放力度。我国西部地区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区域,承担着联通中亚、欧洲等沿线国家的重要任务,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切入点,是新型国际循环的重要平台。

  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发挥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坚定改革开放不动摇,发挥改革的关键作用,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挺进。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发展动能向创新驱动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应该继续以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为实质内涵持续推进,最根本的是有效市场制度供给,而不只是硬性的产业政策。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是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从而有效提高实体经济效率和激发社会创新力。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边界,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强化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数据显示,我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由个体、民营企业完成。要加大需求侧改革和注重需求侧管理,夯实形成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内需基础。若要形成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必然要求具有一个更有韧性的强大内需市场。而消费需求取决于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仅仅依靠政府消费刺激政策远远不够,只有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才能真正可持续地提振国内消费市场。需求侧改革的着力点是切实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要逐步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庞大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同时,要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在二次分配中,要围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提供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切实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和后顾之忧。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最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生老病居教”的基本民生需要;促进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以此促进社会就业,从而带来中等收入群体的大扩容。

  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粮食储备体系是稳定粮食市场的根本所在,“十四五”期间应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粮食储备、政府和社会粮食储备共进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促进14多亿人口的共同富裕,“中国之治”的实践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信心与力量,充分体现出一个大国应该有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目前处在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叠加第二次现代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上,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第一次现代化转型中城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又要面对第二次现代化转型的新形势。

  治理腐败,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坚持精准施策,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和净化政治生态,追付腐败宏观政治成本,根治诱发腐败的“毒素”。

  在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内外形势趋于复杂之际,应尽快完善对自媒体的法律监管体系和行业引导机制,将预期管理主动延伸至自媒体平台,以维护市场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在脱贫攻坚历史性地转向乡村振兴的交汇期,“三农”工作必须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铺平道路。

  无论是中部地区还是各大区域重大战略都不能够固步自封,应该在内部“抱团取暖”的基础上,进一步秉着“一体化”的理念,将内部优势产业、元素延伸到其他区域,不断加强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合作。

  科技创新是系统工程,人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只要把人的作用发挥好,我们就把握住了创新的脉搏,就有了推动我们国家更好更快发展的最大动力来源。

  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规模建设和信息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为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加强高校科技治理制度体系化建设,强化高校科技发展与立法互动,促进国家科技治理相关政策的修订与完善。完善激励高校科技创新的政策法律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法律法规机制。

  面向未来,应当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促进民间友好事业不断发展,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百年征程之后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立场,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凝聚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全过程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广泛持续的参与保证选贤任能和事业发展的连续性,有效避免了“人民只有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进入政治休眠期”的局面。

  漫长行政链条所带来的基层政策执行偏差一直与国家治理的历程相伴,农村地区政策执行中长期存在着“最后一公里”困境,乡村示范项目评比则可以帮助打通“最后一公里”。

  科技投入和科研项目不是科技成果,不应将其作为科技成果评价的“分子”或加分项;恰恰相反,要将其视为科技成果的“分母”或减分项。

  要根据最新人口发展特点,构筑与大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特点相适应的高质量社会治理新格局,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物质生活的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但共同富裕不仅指经济上共同富裕,也包括人民对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道德、生态文明等方面的追求。

  每一种精神的形成,背后都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其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一,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光大,是中国革命文化的一个线

  将节粮减损、制止餐桌浪费等纳入“粮食安全保障法”并加快立法进程,建立爱粮节粮检查、投诉、宣传和志愿者服务等制度,并列入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不断完善反粮食浪费法律法规体系。